從曠野中走來

——拓跋鮮卑的融合之旅

發布者:徐晨光 來源:呼倫貝爾日報 瀏覽: 發布時間:2020-01-20 10:12:42

 從曠野中走來

扎賚諾爾鮮卑墓地外景

從曠野中走來

扎賚諾爾圈河鮮卑墓出土的三鹿紋金飾牌

從曠野中走來

嘎仙洞出土的陶罐

殷煥良

東漢末年,“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封建上層驕奢無度、生活腐敗、道德墮落,社會動蕩,幾近分崩離析,封建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不復存在,華夏文化發生斷裂。此時,來自于大興安嶺密林深處的拓跋鮮卑人帶著一股浩蕩之氣,憑借著曠野之力,躍馬彎弓,一舉蕩滌了中原士族靡弱奢華、空談心性、崇尚玄學之淫風,使中華文化騎上了草原的駿馬,變的剽悍、豪放、粗獷、武勇,煥發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拓跋鮮卑人也最終完成了其定鼎中原,稱雄北方的偉業。

1980年,在鄂倫春自治旗大興安嶺北段的“嘎仙洞”中,發現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李敞祭祖時刊刻于石壁之上的祝文,雄辯地證明了這里就是《魏書》記載的拓跋鮮卑先祖的“石室”,大興安嶺即是鮮卑族的肇始圣地——“大鮮卑山”。

《魏書·序紀》載:拓跋鮮卑“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聰明武略,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莫不率服。”鮮卑之先“積六十七世”,至拓跋氏遠祖成帝毛時(約在公元前2世紀后期至1世紀前期左右,相當西漢武帝時期),已“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他們“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此時,拓跋鮮卑依然住在嘎仙洞一帶的大興安嶺密林深處,游獵、采集等攫取天然動植物是他們的主要生存方式。

毛下傳五世(約公元1世紀),“宣皇帝諱推寅立。南遷大澤,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此時正值東漢初年,北匈奴西遷,南匈奴保塞,給了拓跋鮮卑人乘隙南遷至“大澤”的絕佳時期。大澤即今呼倫池,周圍是水草肥美的呼倫貝爾草原,考古工作者在呼倫湖周邊已經發現了多處拓跋鮮卑人的墓地,出土了大量文物,以弓矢、馬具、動物紋飾牌和樺樹皮器等為最豐富,反映出此時拓跋鮮卑人的游牧人特征,拓跋鮮卑人脫離了森林中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完成了由森林狩獵民族向草原游牧民族的華麗轉身,開始了與草原上的匈奴人、丁零人等錯居雜處,與中原漢族文化也有了實質性接觸,墓中出土的雙耳銅釜和各種動物紋牌飾等具有明顯匈奴風格,而出土的規矩鏡、“如意”紋織錦和木胎漆奩均為中原輸入品,體質人類學也表明,其部分人骨特征與匈奴較為接近,表明此時的拓跋鮮卑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融合之旅。物質文化上的交融,使鮮卑人再也不是徒步追蹤野獸的獵人了,而是成為倏忽百里馳騁于廣闊天地的馬上鐵騎。正如翦伯贊先生在《內蒙訪古》一文中寫到“呼倫貝爾草原不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歷史搖籃,而且是他們的武庫、糧倉和練兵場。他們利用這里優越的自然條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裝自己的軍隊,然后以此為出發點由東而西,征服內蒙中部和西部諸部落或最廣大的世界,展開他們的歷史性的活動。鮮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 呼倫貝爾草原使他們有了走向更廣闊天地的資本。

傳七世至獻皇帝諱鄰立。至公元2世紀,鄰以位授其子,是為圣武皇帝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于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并號曰‘推寅’,蓋俗云‘鉆研’之義”。“匈奴故地”即今天的河套大青山一帶,這是拓跋鮮卑的第二次南遷。此時正值檀石槐(公元137-181年)部落大聯盟強盛時期,獻帝鄰即是此聯盟中的西部大人。拓跋鮮卑在同草原其他民族博弈、融合過程中實現了部落聯盟的崛起,完成了第一次社會變革。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罷省五原、云中、定襄等郡,給拓跋鮮卑向南向西擴充提供了可能,使得拓跋鮮卑順利進入“匈奴故地”,考古學者在今天烏蘭察布草原發現了這一時期的蹤跡,從出土文物看,其特征與呼倫貝爾草原出土文物大都相似或相同,但是從陶器中出土的谷物(預示著農業的出現和農業經濟因素的增長)、銅鈴上的漢字、陶器上刻畫出類似漢字的符號以及剪輪五銖錢的出土,都表明了漢族影響在日益加深。

至詰汾之子力微,據《魏書》載:力微神元元年,歲在庚子。此一年為公元220年,是年,拓跋鮮卑有了可考的確切紀年。力微用武力征服了周邊諸部,奪取了部落聯盟酋長的職位,控弦之士達到二十余萬。被拓跋珪尊稱為“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三十九年(258年),遷居定襄之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西北),舉行祭天大禮,拓跋氏由部落酋長變為世襲王權,具備了國家的雛形,實現了早期國家的形態,拉開了拓跋鮮卑統一中國北方的序幕。

386年(東晉太元十一年),拓跋珪在牛川(呼和浩特市東南)召開部落大會,并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稱魏王,建元登國。398年(天興元年),正式定國號為魏,史稱北魏或后魏,遷都平城(即大同),改元天興,即皇帝位,是為魏道武帝。公元494年,拓跋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完成了拓跋鮮卑的第三次南遷。在洛陽,孝文帝實行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漢化措施,禁鮮卑語,說漢語;放棄鮮卑民族的傳統服飾,改穿漢服;改鮮卑部落名號為漢語姓;主張鮮卑族和漢族通婚等等,諸多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也逐漸傳入中原,被漢人所接受,這是一個文化互動的時代,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也是一個為中華民族注入新鮮血液的時代。代表北魏文化巔峰之作當屬在此次南遷之路上留下的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從何處走向大唐》一文中所寫:“主持石窟建造的鮮卑族統治者不僅在這里展現了雄偉的曠野之美,而且還爽朗地在石窟中引進了更多、更遠的別處文明。”因而把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看作是通向大唐之路的象征。而拓跋氏建造的石窟又何止于此呢,舉世聞名的莫高窟如果沒有北魏的經營建造,就很難想像隋唐時那宏偉的規模和輝煌的成就,還有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榆林石窟等等不勝枚舉,皆有元魏開鑿之痕跡。

這個來自大興安嶺深處的民族經過三次南遷,最終完成了“鯉魚躍龍門”的最后一躍,登上中國的政治歷史舞臺,成為第一個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數民族。 拓跋鮮卑的南遷,不僅僅是形成了中國北方大一統的局面,而更重要的是開創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這種融合不僅僅是血液上的,更是文化上的、精神上的,正是這種融合,打通了走向盛唐的歷史大門。“一個石室兩座石窟,這是一條全由堅石砌成的大道,坦然于長天大地之間”(余秋雨《從何處走向大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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